在这场席卷整个内蒙古、贯穿全年的

　　“涉煤”整治风暴中，不论是官员被查处的力度

　　煤炭领域的腐败高发程度

　　还是官商勾结的链条紧密度等

　　乌海市都备受关注　　

       2020年7月上旬，内蒙古乌海市黄白茨煤矿附近的运煤专线上，仍能看到不少运煤车辆穿梭而过。摄影/本刊记者 周群峰　　本刊记者/周群峰

　　乌海，位于内蒙古西部，因境内有丰富的优质焦煤和其他多种矿产资源，被称为“乌金之海”。

　　6月28日，内蒙古纪委监委官网发布消息称，乌海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高世宏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加上此前被查处的白向群、侯凤岐，十八大至今，乌海市的历任市长中已有三人落马。

　　内蒙古煤炭资源丰富，在12个盟市中有11个分布有煤炭资源，现有煤矿523处。2000年后，内蒙古煤炭行业兴起，价格飞涨，各种腐败问题也逐渐增多，涉煤案件频发。今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将全面清查近20年来煤炭资源领域腐败问题。

　　在这场席卷整个内蒙古、贯穿全年的“涉煤”整治风暴中，不论是查处官员的力度，煤炭领域的腐败高发程度，还是官商勾结的链条紧密度等，乌海市都备受关注。

　　从官方公开披露的信息看，乌海的煤老板与官员深度交织，煤炭领域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乌海市能源局、纪委等多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乌海此次“涉煤”整治风暴力度空前。

　　“起底式筛查”

　　“你倒腾过煤矿吗?”今年5月份的一天，乌海市一名受访者突然被父亲问到这句话。

　　这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父亲是一名退休的处级干部，现年80多岁，已从乌海市某单位纪委书记岗位上退休多年。“按照市委、市政府专项整治工作的安排和部署，父亲单位的退休或在职人员，都要把个人及所有家庭成员在这20年内，有没有涉煤情况等统计一遍。还要填报所有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号、姓名等信息，可以说查得滴水不漏。”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很多事业单位。乌海市一名教师称，疫情期间学校还没开学，他就接到校方通知，去学校填写一份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就是要上报自己及家人，有没有参加过煤炭开采，有没有买过小煤窑等，这种人人过关式的查法，一个也跑不了。”

　　乌海市纪委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纪委人员也同样被要求填报相关信息。“填的信息量很大，内容问得很具体。有一次，我填了两三页纸，自己和家人有没有投资入股煤矿等情况都得上报。”

　　这场力度空前的整治风暴，始于今年2月。2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专项会议，决定对2000年以来全区所有煤矿的规划立项、投资审核、资源配置、环境审核等各个环节进行全要素清查，确保煤炭资源领域问题清仓见底。在问题全面排查大起底的基础上，着力整治2000年以来全区所有涉煤项目，以及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职和退休的所有公职人员涉煤违规违法问题，重点整治在重要岗位工作、与煤炭资源管理有关联的人员违规违法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曾表示，开展这次专项整治是“党中央交给内蒙古的重大政治任务”。今年5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指出，专项整治已进入问题核查阶段，强调要按照时间跨度、涉煤项目、涉煤企业、问题起底四个方面全覆盖要求，决不让一个违规项目、违规企业、违规人员漏网。

　　多位受访者表示，在这种“起底式”倒查下，填报时都不敢弄虚作假，“很多煤老板和官员被查后，已供出一部分人来。根据个人申报单，看看有没有信息重叠的人员。”乌海市能源局一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排查涉及的人员非常广，这20年来，所有涉及煤矿入股、参股的人群都要接受排查。

　　乌海市在市纪委监委和市能源局均公开受理举报线索。前者重在接受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及监察对象在煤炭资源领域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后者则重在受理煤炭能源领域工作人员的问题线索。这些问题也被认为是此次乌海“涉煤”整治的重点内容。

　　纪委监委受理范围主要包括：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违规显名或者隐名投资入股煤矿的问题;党政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谋取非法利益以及官商勾结、索贿受贿、为不法矿主充当“保护伞”等问题;煤矿安全事故背后的失职渎职、腐败问题线索等。

　　《中国新闻周刊》从乌海市能源局了解到，该局受理的举报范围包括11项之多，包括利用虚假项目、虚假投资套取、骗取煤炭资源问题的线索;以灭火治理名义逃避办理探矿权、采矿权、违规违法配置煤炭资源问题的线索等。

　　乌海市纪委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有涉及煤炭领域的单位，包括能源、国土等单位都要自查一遍，“因为涉及一些案件，公检法部门也在翻出旧案，来查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线索。”

　　5月12日，《内蒙古日报》报道称，乌海市纪委监察机关对接各部门摸清市区两级涉煤企业、配煤涉煤企业底数，梳理出2013年至2019年涉煤矿业权管理事项，初步完成2000年至2019年能源项目审批职能和工业项目审批职能人员情况排查。

　　

       黄白茨煤矿于1958年建矿，最初的名字为东方红煤矿，是乌海市最早开采的煤矿之一 。摄影/本刊记者 周群峰　　至少10位市委原常委落马

　　2000年以来，乌海的历任市长中，已经有侯凤岐、白向群、高世宏三人落马，其中前两人均出任过乌海市委书记。2017年10月，侯凤岐一审获刑17年，2019年10月，白向群案一审获刑16年。三任“原市长”被查，也让乌海在这次倒查20年专项行动中颇受关注。

　　三人中，白向群尤其受到关注。2018年4月，白向群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任上落马，被查时已是一名省部级领导。他于2003年3月至2011年2月，在乌海主政长达8年之久，这段时间适逢中国煤炭的黄金10年，他的许多问题也都与煤相关。

　　2018年4月24日，白向群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2019年1月31日，法院一审开庭，检察机关起诉白向群涉嫌贪污、受贿、内幕交易等多项罪名，违法所得超过1亿元。

　　今年1月，央视播出电视专题片《国家监察》，在第二集《全面监督》中，披露了白向群的贪腐细节。专题片中透露，白向群在主政乌海期间，用这片“乌金之海”的资源，为自己换取了大量“黑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九监督检查室副主任陈正云说，“他在乌海任职期间，大肆插手煤炭资源配置，通过审批煤炭资源、矿产资源开发、房地产开发来捞钱。在本案中涉案的37个老板当中，有20个老板都涉及资源配置。他为一个内蒙古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杜某某进行煤炭资源配置，就收取了价值1600多万的北京房产一套。为广东一个老板进行煤炭资源配置，收受500万用于在北京买一个别墅。”

　　中国网财经报道称，该纪录片并未点名该上市公司具体名称和杜某某为谁，不过多个线索疑似指向了君正集团和其实控人杜江涛。日信证券的数据显示，君正集团共有白音乌素、黑龙贵和神华君正三大煤矿，前两者储量分别为400万吨和1200万吨，后者储量更是达到了一亿吨，其中白音乌素和黑龙贵两个煤矿都位于乌海市。

　　2018年10月，胡润研究院胡润百富榜显示，杜江涛、郝虹夫妇财富为165亿元人民币，位列内蒙古地区首富。乌海多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白向群落马前后，杜江涛确实曾协助接受调查，但后来获得自由。

　　早于白向群落马的另一位乌海原市长侯凤岐，也在涉煤腐败上陷得很深。2008年2月，侯凤岐被提名为乌海市市长人选，当时市委书记为白向群，两人搭班子长达3年之久。2015年11月，侯在乌海市委书记任上落马。

　　《中国新闻周刊》从侯凤岐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看到，与该案关联的企业中包含乌海市海南区渡口双清煤矿、内蒙古星光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煤企。其中，侯凤岐被认定的30起受贿中，最大的一起是分多次收受内蒙古温明矿业集团董事长张某15万美元、人民币900万元。

　　判决书显示，候凤岐受贿后，多次为该老板以承包灭火工程为名进行采煤、协调灭火工程延期手续等提供帮助。例如，侯凤岐这样供述其中的一次受贿：“2008年9月份的一天，张某拎着一个文件袋来到我在乌海军分区的家里。他说在我任市长之前，国家、自治区和市里有关部门给他们公司审批了5万平方米的灭火工程项目，实际就是采煤工程。希望我给市煤管局局长孔某打个招呼，允许他延期抓紧开采，我说可以。他走的时候把文件袋留给我，文件袋里装着15万美元。”

　　高世宏是近年来落马的第三位乌海市原市长。公开简历显示，高世宏于2016年12月~2019年12月间任乌海市代市长、市长。到乌海任职前，他在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岗位上短暂任职了大约7个月时间。

　　官方通报称：高世宏消极应对巡视整改;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不按规定报告个人事项，在干部职工选拔任用过程中收受他人财物;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多位受访者称，目前尚无消息指向高的问题涉及乌海煤炭领域。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还有三位担任过乌海市副市长岗位的官员落马，分别是何永林(2004年4月~2008年2月，任乌海市委常委、副市长)，于2016年落马;薄连根(1998年2月~2004年2月 ，任市委常委、副市长)，于2013年落马;李志民(2001年9月~2011年8月，任乌海市委常委、副市长)，于2019年落马。此外，乌海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武凤梅，乌海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长陈文库等官员也均已被查。

　　据不完全统计，近7年来，仕途与乌海市有交集的官员中，已至少有12名重要官员落马被查。值得注意的是，这12人中，有10位都曾是乌海市委常委。另据当地多位知情者称，乌海市在大案回查等过程中，涉及一些煤老板现在有些也在接受调查，其中就包括侯凤岐等案件中提到的一些煤老板。

　　在学者看来，以乌海为代表，内蒙古涉煤腐败已经呈现出典型“生态式腐败”特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曾公开表示，“我区煤炭资源领域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违规违法获取、倒卖煤炭资源，违规违法配置煤炭资源，涉煤腐败问题严重污染政治生态，煤炭资源领域问题扩散蔓延，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污染政治生态的最大‘毒瘤’和源头，必须坚决割除掉、彻底清除净。”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廉政法治中心主任魏昌东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次反腐不同以往，是以煤为突破口，对当地“生态”进行的系统性清理，“这次反腐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生态治理的一个标杆，生态内部腐败，查处一两个人无法解决生态系统内部的问题，就是要用生态治理的方法进行系统性的治理。”

　　“乌海煤老板更易接触官员”

　　多位乌海煤老板、当地媒体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煤炭价格飞涨的那些年，特别是“黄金十年”(2002~2012年)时期，确实让大量乌海煤老板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人之所以疯狂挖煤，与当时的政策默认甚至鼓励分不开。

　　在一篇名为《乌海的煤老板们》的微信公众号文章中称，2000年以前，煤炭价格一直较低，采煤并不能发财，煤挖了出来，还需要央求别人购买，利润也不高。所以，那时候政府鼓励大家购买矿权。2000年以后，能源需求加大、电厂建多了、钢铁企业红火了，煤炭价格逐步提高了。尤其是2003年以后，煤炭价格一路飙升。很多先知先觉的南方人来到乌海，从各种渠道取得了矿权，一下子就成了暴发户。

　　“煤炭红火的那几年，一年要产生百八十位的亿万富翁，煤炭价格高企的那些年，乌海至少产生了五六百位亿万富翁。”该文称，当时政府追求GDP快速增长，制定了有水快流、有矿快采的政策，煤炭资源税也非常低。

　　当地一位煤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乌海的煤老板多是南方人和东北人。他们来到这里，不跟政府搞好关系，就没法生存，“相比内蒙古的其他盟市，乌海的煤老板更容易与官员接触。”

　　这位煤老板分析，现在乌海年产60万吨以下的煤矿基本都停产了，年产60万吨以上的也就是一二十家，掰着指头数都能数得过来。而相比之下，鄂尔多斯60万吨以上煤矿则数以百计。鄂尔多斯人口超过200万，大约是乌海人口的4倍。他称，“鄂尔多斯和乌海都是地级市，厅级官员数量相差不多。在鄂尔多斯，当地官员可能只能重点关注几家，而乌海的领导直接介入煤矿、干预煤矿的机会就多一些。”

　　这位煤老板称，乌海地方小、人口少，人情关系比较突出，乌海的煤老板通过两三个人就能跟当地主要官员搭上关系。“甚至有时不需要通过中间人引荐，就能与官员接近。比如，政府部门需要煤矿企业做公益活动，一些煤老板抓住机会，多做几次公益活动，就能借此跟乌海官员拉近关系。”

　　在官商关系密切的大环境下，乌海煤老板们的个人造富路争议不断，打着承包灭火项目名义挖煤等问题最为突出。

　　资料显示，在中国北方，厚煤层多，气候干燥，北纬36度以北帕米尔高原到大兴安岭西坡的范围内煤田，都有自燃地火在烧。乌达区矿务局一退休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的大型灭火工程，国家甚至能拨付数千万甚至上亿元资金，但这些资金很多并没有用于灭火。比如，该矿务局以灭火工程为名，将相关区域划片转包给该矿务局下属的农林公司、煤焦公司等数十家二级单位，这些二级单位又打着承包灭火工程名义，将地皮卖给煤老板，“煤老板交钱后，就打着灭火名义来疯狂挖煤。在这种背景下，有些灭火工程火越灭越大、时间越灭越长。”

　　此外，在以往的整顿中，乌海已关闭的煤矿死灰复燃、涉煤企业在转让股权时逃税问题也非常普遍。2005年之后，乌海市先后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煤矿101处，但不断发现已关闭的煤矿有死灰复燃的现象。2010年3月30日，《内蒙古日报》一篇《乌海市严打煤矿股权转让偷逃税行为》称，2010年2月，乌海市公安局对海勃湾区骆驼山煤矿涉嫌逃税案件依法立案侦查，查明在2006年到2009年间，骆驼山煤矿先后被四次转让，股权转让金由4600万元上升至2.6亿元，各股东都未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涉嫌逃税金额达2600余万元。

　　《中国新闻周刊》曾尝试联系多位乌海煤老板，多人都婉拒采访。多位知情者称，最近很多乌海煤老板被相关部门叫去谈话了，有的至今还没出来。“现在他们几乎都是惊弓之鸟”。一位当地媒体人称，在过去缺少监管的大环境下，煤老板几乎人人都有原罪，此次面临高压的倒查压力，多人早已噤若寒蝉。

　　个别愿意发声的煤老板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倒查20年，在政策上显得不合理。乌海市能源局法规监察科一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也不断规范，现在的相关政策一定与当时不一致。这方面的问题，上面有统一安排。煤老板利用国家资源挣钱，他们没有权力指挥政府。”至于政策变化后，是按照当时政策还是现在政策，这名负责人称“这个我们政府自有办法，用不着跟他们(煤老板)汇报。”

　　在这场风暴中，煤老板最关心的是自己如何过关，还有人已经在考虑彻底退出。早在2011年11月，乌海市被列入国家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2013年1月，在中新网一篇报道中，时任乌海市对外宣传中心常务副主任崔世锋称，“目前，在乌海市活跃的煤老板有100多人，已有近80%的煤老板已经开始转型，不少人尽管还在经营煤矿，但主要精力已经放在了转型产业上。”

　　时隔多年，当地一位煤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看大多煤老板转型效果都不理想。很多煤老板所谓的转型，其实只是转到了洗煤厂、焦化厂等与煤炭相关的企业。

　　在这次倒查过程中，除了政治生态的整顿，自然生态如何恢复也是遗留难题。多位知情者称，长时间疯狂采煤之下，乌海的自然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凡是有煤的地方几乎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有些地方甚至整座山被挖空，不少山体都被盗采得千疮百孔、遍体鳞伤。一位乌达矿务局原职工说，目前，乌海五虎山煤矿等地因常年过度开采等，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巨大深坑，生态恢复难度很大。

　　乌海市能源局法规监察科一名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称，煤老板靠国家资源挣钱，就要服从政府管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得担负起，让被破坏的矿山恢复原貌、恢复生态等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