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她遭受过多次家暴。2019年8月，被丈夫窦某某拖拽头发暴打后，她从二楼跳下，全身9处骨折，双下肢截瘫。

　　今年6月，刘女士向当地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一个月后，法院以“双方意见不统一”为由要求调解、不作判决。

　　对饱受家暴之苦的刘女士来说，离婚，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

　　刘女士为躲避丈夫家暴选择跳楼。图源：北京时间　　调解

　　随着刘女士遭遇的曝光，有网友感叹：“家暴都逼得人跳楼了，还扯什么调解?”一些“过来人”更是唏嘘：“鬼知道离婚有多难!”

　　调解，是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的离婚诉讼法定程序。它的本意是在当事双方离婚前，使其充分考虑离婚对家庭、子女等的负面影响，避免草率离婚。

　　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通常不会判离;如果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原告只能在6个月后向人民法院再次提起诉讼。而在第二次起诉离婚过程中，调解还是必经程序。

　　调解必须，但不能成为离婚的阻却事由。

　　《婚姻法》直接指出，“实施家庭暴力”的情形，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也就是说，类似刘女士与窦某某这样的“家暴离婚案”，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法院应当直接准予离婚，容不得半点含糊。

　　而在本次事件中，当地法院还给出了另一个理由——窦某某因殴打刘女士被刑事羁押，离婚诉讼(民事案件)要等刑事案件有结果后再一起判决。

　　对此，多位法律从业者告诉岛叔，刘女士离婚诉讼案作为独立案件，不必适用“先刑后民”的程序，更不应跟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绑在一起。

　　被家暴致残，一方面不得不承受身心巨创，另一方面还要接受施暴者作为自己法律意义上的丈夫。这本身对婚姻二字就是莫大的讽刺。

　　刘女士伤后入院治疗。

　　近年来，与“离婚”捆绑在一起的东西有很多。

　　比如孩子。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每年高考结束，似乎就有一波“离婚潮”。据某地民政局统计，2009年以来，每年高考结束后20天内办理离婚登记者均要比高考前20天的办理者增多数倍。申请离婚者中，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约占七成。

　　比如传统。老话讲，“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只要当事双方有一丝迟疑，各种劝和力量就会不断“施救”。在某地司法所蹲点调研时，岛叔眼见一起离婚案被司法所前后调解17次，但到最后，双方还是一拍两散。

　　比如政策。前些年司法领域强调“能动司法”、“大调解”，某些地方曲解了法院调解的本意，争先恐后开展“零判决竞赛”活动，使不少离婚案在“调解优先”的政策导向下被异化为“以判压调”“以拖促调”。这既悖离了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基本要求，也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比如“善意”。某地“最美红娘”典型宣传中有这样一个案例：“9年来，婚姻登记处的某某以‘打印机损坏’‘网络故障’等善意谎言，挽救了500多桩濒临破裂的婚姻。”

　　很多国人认可“床头吵架床尾和，夫妻没有隔夜仇”的老理。想离婚?您先冷静一天，要不就冷静一年，离婚的念头也就消失了。

　　电视剧《新结婚时代》中，顾小西妈妈有一段台词：

　　“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的事，你嫁给了他，就等于嫁给了他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你们俩的结合就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他娶了你，就等于娶了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社会关系、你的父母。”

　　婚姻的复杂，让不少人慨叹离婚好难。而不断飙升的离婚数据又呈现出现实的另一面——

　　公开数据显示，自2003年起，我国离婚率连续15年上涨，2017年已达3.2‰;而自2013年起，我国的结婚对数开始逐年下降，2013年为1346.9万对，2018年降至1013.9万对。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介绍，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947.1万对，离婚登记415.4万对。

　　钱钟书先生有一句形容婚姻的名言：“婚姻是一座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从现实情况看，出城的人正不断增加，进城的人却在减少。

　　民政部调研数据显示，当代人离婚通常与“感情基础差、父母干涉多、外界诱惑大、自我意识强、婚姻观念‘潮’”等因素相关。

　　相比“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的信条，不少年轻人选择了“好聚好散”，甚至有人在婚前婚后都奉行“AA制”，只要没孩子，所有事情都可以分得清清楚楚。

　　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离婚登记415.4万对。

　　如今，愈来愈高的离婚率给制度设计敲响了警钟。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民法典》对“离婚冷静期”的设置。经由“冷静期”，冲动、轻率、犹豫型离婚在某种程度上被遏制，“可离可不离”的婚姻关系也有了缓和余地。这一点，符合中国“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的离婚立法指导思想。

　　而就本案来说，刘女士的遭遇和“离婚冷静期”无关。“冷静期”适用范围仅限于民政机关协议离婚，不适用诉讼离婚。

　　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婚姻自由，其实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两方面。前者易懂，后者则意味着当事人在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享有随时提起离婚诉讼的权利。

　　刘女士一案的症结，恰恰在于离婚自由的受阻。据当地法院工作人员透露，该案诉前调解现已结束，正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当地多部门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据还事实一个真相”。

　　可是，为什么非要“不曝光不解决，一曝光忙着解决”呢?离婚诉讼、离婚自由，结合其具体情形，本不该成为“鬼才知道有多难”的事情。

　　刘女士一案的发酵，更不应止步于未婚人士眼中的恐婚教材，而应成为司法机关审理相关案件的现实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