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泥阳镇上，郭尚仁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他个头不高，时常沉默着，走在街上和其他西北老汉没什么两样。镇子很小，有时穿过那条不足两公里的街道，他要停下几次与熟人打招呼，看起来一切都很平常。

　　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他是镇上为数不多坐过牢的人。准确地说，他曾在看守所关了10年，只是没多少人在意两者的区别。他的名字经常与36年前轰动一时的强奸杀人案联系在一起，演绎出了众多版本。

　　与郭尚仁来往时，这件事成为一种禁忌，大家默契地选择避而不谈。它通常出现在村民背后议论中，“人是不是他杀的”是最能让人兴奋的话题。

　　这个疑问一直压着郭尚仁，让他感觉“低人一等”。他无力反驳，在法律意义上，他仍然是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命案发生在1984年甘肃徽县群山环绕的泥阳镇里。死者是供销社门市部的营业员，她是当地中学老师的女儿，一个远近闻名的美人。案发第二天，公安局带走了包括郭尚仁在内的几个嫌疑人，只有郭尚仁没再回来。

　　往后的日子里，他先后经历一次死刑判决、一次无期徒刑判决，均被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郭尚仁在看守所里待到第五年时，原审法院把案子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又过了5年，检察院把案子退回公安机关“继续侦查”，往后再无进展。

　　1994年6月30日，郭尚仁被“取保候审”。至此，在没有一份生效判决的情况下，他在那间12平方米的监室里待了3721天。

　　他坚称没有杀人，除了要求无罪判决，也反对“区别对待”，包括取保候审。他不断申诉、上访，2009年2月，徽县公安局在一份信访答复书中向他反馈：“取保候审现已解除。”

　　从22岁到58岁，郭尚仁当了36年的“犯罪嫌疑人”，他不知道还要当到什么时候，“我不想把这个名声带到棺材里”。

　　1

　　泥阳镇位于西秦岭南麓，这里是黄土高原和秦巴山区的接合处，山脉连绵，镇子见缝插针般建在难得的平地上。

　　今年夏天雨水多，镇子外的河道里翻腾着浑黄的洪水。镇子里，大雨天的街道上空无一人，超市循环播放着促销广告。

　　郭尚仁家在泥阳街后面的村子里。这几天，村里的垃圾坑被雨水浸泡，蚯蚓爬到水泥路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腥臭的味道。

　　郭尚仁喜欢这种天气，他不用出门，也不用面对他人。在家的大部分时候，他抱着手机，翻看各种“冤案平反”的消息。

　　近几年，他突然变得心急。高血压让他的脑袋经常发蒙，也抹除着他的记忆。有时他翻看过去托狱友带出的家书，会突然愣住，怎么都记不起信中某个名字。

　　他总是一脸愁容，眉头像被胶水粘住，很少分开。在北京打工的妻子收到姐妹的信息，“最近老郭看起来心事很重”。

　　大家都清楚，郭尚仁是为自己的案子和身份发愁。从看守所出来26年，他收获一种经验，不管是出于“真诚”还是“礼貌”，只要别人不提及那件事，他就配合表现得像个普通人，装作一切真的没有发生过。

　　这件事藏在他心底，以及一个黑色的皮包里。

　　黑色皮包和女儿的毕业证、家人的户口本，还有银行存折一起，放在收纳最重要物品的柜子里。

　　皮包里塞满信件和案件材料，散发着霉味的纸张记录了郭尚仁不愿言说的那段人生——法院的判决书、看守所里用折断的筷子蘸着牙膏写的申诉状、托狱友带出的家书，还有父亲写的几十份“为儿鸣冤书”。

　　当年的判决书显示，郭尚仁曾向受害人小铃(化名)求婚，对方没有明确同意，“被告人却大耍无赖，将小铃据为己有，不许他人与小铃恋爱”。后来另外两个男青年与小铃有过交往，分别被郭尚仁以划破自行车轮胎和殴打报复。

　　“小铃和我不成婚，我要宰了她哩。”判决书里写道，郭尚仁曾多次扬言要杀害小铃。

　　多年以后，郭尚仁回忆这段往事，说没有后悔案发当晚曾和小铃共处一室，却对当年的“轻狂”悔恨不已。他承认那些报复和威胁都是事实，而那些“大话”则让他成了“倒霉鬼”。

　　“轻狂”也是宋义林对郭尚仁最深刻的印象，他是郭尚仁高中时的班主任。

　　“一个老师教过的学生里，最捣蛋的和学习最好的是记得最清的。”宋义林有接近40年教龄，“郭尚仁毫无疑问就是最捣蛋的那个”。

　　他是家中独子，父亲又是粮管所干部。上高中时他就戴“上海”牌手表，“120元，相当于父亲3个月的工资”。高中毕业后，他又成了泥阳街上第一批骑自行车的人。

　　郭尚仁年轻时的照片。

　　在宋义林的记忆里，郭尚仁“家庭条件好，不爱学习，爱打捶(西北方言，指打架)，根本坐不住”。他把郭尚仁称作“小混混”，时常有女生哭着向他告状，说被郭尚仁“揪辫子，掐脸蛋”。

　　“臭名昭著。”宋义林笑着说。

　　紧接着，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解释说在他眼里，郭尚仁的“种种劣迹”不过是为了“逞能、出风头”，“这孩子思想比较简单，虽然调皮，倒没什么恶念”。

　　他记得有次镇上“闹贼”，郭尚仁就带几个朋友去抓小偷，抓到后当众把小偷打了一顿。镇上有庙会，他去义务收门票，看谁捣乱，就过去维持秩序。

　　因为惹过不少事，在小镇上，他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

　　“他被抓后，大家几乎没有不赞成的。”宋义林说。

　　2

　　泥阳镇属于徽县，但离成县县城更近，平日里镇上的人看病、采购，更习惯去成县。郭尚仁被抓时，正坐在成县汽车站的车上，等待发车。在日后的审讯中，这被当作他“畏罪潜逃”的证据。

　　对此，他和父亲几乎在每份申诉书上解释，当时他坐在从县城返回泥阳的公交车，而到县城，则是为了赴前一晚与小铃的约定。

　　案发当天，1984年4月19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那是谷雨的前一天，这里天黑得晚，山区昼夜温差大，晚饭过后很少有人再出门。

　　关于这天的细节，郭尚仁不知重复讲过多少遍。他说那天下午5点，从隔壁镇的粮管所下班后，他就急忙坐公交车回到泥阳——那几日小铃值夜班，他们约好见面。

　　到家后，因为隔壁村要放电影，母亲已经做好晚饭。7点左右，家人吃过饭，天快要黑透。母亲和妹妹去看电影，他去了和自家只隔一排房子的供销社门市部。

　　供销社有个院子，大门在靠近郭尚仁家的一侧，门市部正对着大门。他说因为事前约定，小铃给他留了值班室的后门。按照郭尚仁的说法，进屋后，两人一直闲聊。

　　“她怀疑自己已经怀孕，我俩就约好第二天到成县医院去做个检查。”郭尚仁解释，“当时怕别人看到后说闲话，就决定分开去县城。”

　　晚上10点左右，两人发生了性关系。郭尚仁说他随后听到外面街上，看完电影的人互相讨论的声音。

　　据郭尚仁回忆，他10点半左右离开门市部值班室，小铃送他到大门处，分别时他看到院内的居民出来烧炕。出门后，他听到小铃闩上了大门。

　　“被抓后，连续3个月，他们(警察)每天都在问我这些细节。”郭尚仁说那时警察一直没有透露小铃被害的事，他以为自己是因为和小铃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才被关起来。

　　1984年正值“严打”，他看过泥阳镇的公审大会，有个人因为“偷看女人睡觉”获“流氓罪”，“判了好几年”。

　　郭尚仁不知道，他已被徽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两次向徽县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都被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

　　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半后，郭尚仁才知道自己“杀了人”。1985年10月9日，管教叫他到看守所的院子里，检察院对他宣读逮捕决定。

　　听到“涉嫌故意杀人”时，他“脑子轰地一声，眼一黑啥都不晓得了”。醒来后，他发现自己躺在看守所的办公室里，已经戴上了手铐、脚镣。

　　4天后，他在公安局的审讯室见到了父母。

　　母亲先进来，没说几句话就哭得喘不过气。他不经意挪动了下腿，脚镣发出铁链碰撞的声响，“母亲看到后，一下就不行了，后来被人搀着才走出去”。

　　探视时间有限，父亲进来直奔主题。“人是不是你杀的?”他记得父亲流着泪，眼神里满是关切、心疼，语气又带着些愤恨。

　　得到儿子否定的回答后，他告诉儿子，既然没有杀人，就不要被吓坏或者气坏，保重好身体，“一定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这是郭尚仁最后一次见到母亲，也是最后一次与父亲交谈。

　　这次探视一年后，他的母亲被“气死”，去世时只有49岁。他不知情，在托狱友带出的家书中写道：“东西(生活用品)都是父亲送的，请你出去后让我母亲给我做一条裤子拿来，表示一切顺利。”

　　他一直没有等到那条裤子。两年后，一位新狱友给他带来母亲去世的消息。

　　那天过后，父亲也没再来过，逐渐地，连生活用品都不再送来。郭尚仁“又伤心，又生气”，觉得本就含冤，父亲似乎又放弃了自己。

　　“这里在押人员家属均都来过，也照常送过东西，但是始终未见父亲来，使我非常焦急和不安。尽(不)管怎样，父亲(也)应该来几次，即就是一半件用品，(也)可以证明我们父子的来往。”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等他取保候审回到家，再次见到父亲时，老人已经半身不遂。“他说不出话，就拉着我的手，感觉很着急，嘴里咦咦啊啊。”

　　过了不到一年，老人去世。整理父亲遗物时，郭尚仁发现很多手写的材料。蓝色的钢笔墨水褪了色，大部分都是申诉信的草稿，有些布满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他从这些草稿里看到，父亲去过多次陇南、兰州，时间从1984年持续到1991年，这一年，父亲中风偏瘫。

　　郭尚仁父亲寄出的信件以及收到的回执。

　　谈及这些经历，郭尚仁情绪平静，语速略慢，甚至有些迟缓。在漫长的牢狱生涯里，他的感情似乎被磨平。他说自己是那间“号子”里待得最久的人，10年来他看着人来人往，一个陪他最久的狱友，也只待了一年。

　　他说被正式逮捕后，自己戴了3年手铐和脚镣，24小时不会打开，“吃饭、睡觉都要戴着”，这是他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再往后就麻木了，糊里糊涂的，也不想自己的事了。每天等着中午12点开饭，吃完睡觉。一混一年，一混一年……”

　　3

　　郭尚仁说，被正式逮捕后，他经历了连续一周的“突审”，“不让我睡觉，轮番换着人让我交待怎么杀人的”。

　　“我没杀人。”他描述自己当时的反应，声音突然提高，情绪出现少有的波动。

　　每次审讯结束后，办案人员会让他在笔录上按手印。“有时让我看(笔录)，有时是他们念给我听，但我当时太困，脑袋已经是木的，很多手印都是稀里糊涂按下。”

　　他坚称自己从来没有承认过杀人，直到被关押两年半后，1986年11月，他正式接到原甘肃省检察院陇南分院的起诉书，看到自己“杀人”的过程。

　　“被告人郭尚仁挖洞进入门市部值班室，趁小铃入睡之机，扼压小铃的前颈部，用小铃的帆布裤带勒紧颈部并进行奸污，至小铃窒息死亡。然后，伪造现场逃脱。”不久前讲到这份起诉书，坐在自家的沙发上，郭尚仁忽然挺直腰板，熟练地背诵起这段内容，窗外暴雨如注。

　　接到起诉书一个月后，他以被告人身份站在法庭上，再次听到那段内容。他记得当时法庭里没人旁听，公诉人陈诉这些“事实”时，他忍不住大喊：“我没杀人，你才杀了人!”

　　法官制止他失控的言行，两个人民陪审员发表意见：“这个人狡猾得很，不好好认罪。”

　　临近中午时，法官宣判结果：死刑。

　　被告席上的郭尚仁再次晕倒，醒来后，他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要上诉”。

　　后来郭尚仁对比后发现，在那份起诉书里，公诉机关认定的事实是“先奸后杀”，而法院的判决书里，却认定他用帆布裤带勒紧小铃颈部，“致小铃窒息后将其奸污”。

　　第二年3月，甘肃省高院作出刑事裁定：原判认定上诉人郭尚仁故意杀人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陇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收到高院的裁定书后，郭尚仁“心里说不出地高兴”。他想把好消息告诉家人，但没办法传递出去。他把裁定书给同监房的狱友传阅，“他们都说我死不了了”。

　　“别人冤我，但是省里不冤我。”郭尚仁找到了久违的信心，他给父亲写信说：“请相信共和国的国徽不会变黑，事情迟早会明白。”

　　一年半的等待后，1988年9月的一天，他被叫去法院的一间办公室，一位审判员把判决书递给他。这一次，在没有新增证据的情况下，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他说，审判员让他别再上诉，保住命已经是万幸，赶快去服刑。

　　“我没杀人!”回忆当时的情形，他再次提高音量，睁大眼睛，滚圆的眼珠暴突出来。他拒绝审判员的建议，坚持上诉。

　　没过多久，他再次收到省高院的刑事裁定书，结论同样是“发回重审”。

　　1989年8月，郭尚仁失去自由的第五年，原陇南地区中院作出刑事裁定：“该案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甘肃省人民检察院陇南分院补充侦查”。

　　这是法院对郭尚仁作出的最后一份裁定，也是一份没有判决结论的裁定。郭尚仁开始在看守所里等待“补充侦查”的结果，不确定性令他感到煎熬。“有时看到旁边监房里的人，中午吃饭时还好好的，下午就拉出去，说是枪毙了。”

　　5年后，1994年6月30日11点左右，管教来到监房外，让他卷好铺盖。

　　“这是干啥?”郭尚仁小心地询问，他说那会儿又害怕，又有点兴奋。

　　“今天放你出去，你被取保候审了。”他清晰地记着管教的这句话。

　　很多年以后，他从徽县公安局给出的信访回复中得知，1994年6月23日，原陇南检察分院把他的案卷退回徽县公安局，并附文示：经(原)陇南地区政法委研究决定对郭尚仁取保候审，继续侦查。

　　事实上，就刑事诉讼法而言，不管是1979年的版本，还是2018年最新修订的版本，都明确规定：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

　　“刑诉法这样规定，就是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刑事诉讼法专家陈永生告诉记者。

　　郭尚仁案一共经历过3次“补充侦查”，时间分别为26天、8个月零15天以及4年9个月零28天。

　　4

　　从看守所出来那天，郭尚仁的姨父和一个陌生男人来接他，那人是他的妹夫。他被抓时，父母领养的妹妹才11岁。10年间，她认了亲生父母，又结婚生子。

　　妹夫递给他一支烟，在看守所10年没抽烟，他一口吸太猛，把自己闷晕过去。

　　回到家，他发现灶屋里的筷子和锅铲没换过，但堂屋里过去的平地已经坑坑洼洼。

　　供销社门市部还在，案发后一直废弃。村里有人盖起了砖房，有人正在打地基，自家还是那栋老房子，“下大雨时，屋里墙都是湿的”。

　　和其他冤狱苦主不同，郭尚仁的归乡没有任何欢迎仪式。反倒是公安局到乡政府开了个大会，叫来派出所、村委会的负责人，宣布对他的取保候审决定，然后提出要求，取保期间不能出市，要随叫随到，有事外出要请假等。

　　已经32岁的郭尚仁半年里相了4次亲。提到坐过牢，不管怎么解释，也没人答应。

　　高知花一开始也没答应，父母跟她提起这门亲事，她抱怨说：“结婚这么大的事，他都杀过人，我不同意。”

　　凶案发生时，高知花正在上初三。她记得河堤上的小树林里，一群穿白大褂的人围着一个盖白布的担架，镇上人都说在解剖尸体。她也去看了一眼，这个场面让她觉得恐怖。

　　亲事找来时，她24岁，在西安打工，烫着那个年代流行的大波浪，穿着红色大翻领风衣，挎着一个精巧的女包，在大雁塔下留影。

　　她在西安有恋爱对象，但父母不同意。妹妹嫁得远，母亲想把她留在身边，父亲则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她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是郭尚仁到家里提亲，“皮肤很白，看着不像干活的农民”——后来她才明白，在看守所10年，郭尚仁没怎么晒过太阳。

　　那天郭尚仁很沉默，媒人一刻不停，“换着法儿地”夸他。最后他终于开口：“我是被冤的，你们要是相信我，就把女儿嫁给我，要是不相信，就算了。”

　　父亲告诉高知花，郭尚仁是被冤枉的，迟早会翻案，“受过苦的人，以后一定会好好干”。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好处是，郭尚仁的父亲还活着。“你好好照顾着，退休金也可以支撑你们的生活。”

　　高知花说她当时更多是“赌气”，见面1个月后，这场父母包办的婚姻就在一切从简的仪式中开始了。不到半年，郭尚仁的父亲就去世了，退休金没了。郭尚仁没有亲兄弟姐妹，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我同学朋友嫁得都很好，有时候我就想，怎么嫁给了这种人，在外人面前感觉都有点抬不起头。”结婚后不久，高知花开始后悔。哥哥鼓励她离婚，但被她拒绝，“既然嫁了，不管多难，我就跟他好好过”。

　　父亲预言的“他会好好干”也没有应验。高知花发现，“他干什么事都慢一步，跟不上别人”“干活儿也没劲，到院子里种点菜，就饭都吃不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泥阳镇开始有人外出开货车。带头的挣到钱后，风气就形成了，直到今天，这仍是泥阳的“支柱产业”。

　　1995年大女儿出生后，郭尚仁也跟风考了驾照。不过因为“取保候审”，他不能到外地开车。他和妻子贷款加借钱，花3万元买了辆小面包车。山上有个铅锌矿，他就拉点衣服、菜往上送，有时来回再拉几个人。

　　结果车况不好，“赚的钱不够修车的”。拮据的生活让夫妻间矛盾不断。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郭尚仁没有主动提过过去的事，有时高知花也会怀疑，“枕边人到底有没有杀过人”。

　　大女儿1岁多的时候，有次两人吵架，高知花起了性子：“你不是杀过人吗，有种你把我也杀了。”

　　她记得那是个冬天，丈夫反应很激烈，拿起炉子边上的火钳，仰着头要往脖子上插：“如果你也觉得我杀过人，我就把我自己弄死!”

　　“他眼泪都下来了，我心一下软了，孩子都没来得及抱，上去把火钳夺下来。”高知花垂下眼睑，声音低沉，脸上已经藏不住细纹，“这是我记最清的一次”。

　　后来她无意间翻出了郭尚仁的那个黑色皮包，把里面的材料一字一句看了个遍。

　　郭尚仁的案件材料，右下为他在看守所用牙膏写的申诉书。

　　“看后我就相信他真的是被冤枉的了。”高知花说这件事她没有告诉丈夫，但“那时我就在心里跟自己说，等孩子再大点，我一定出去把这个案子给他跑下来”。

　　郭尚仁的面包车跑了将近10年，直到山上的矿关掉。他把车卖掉，换了辆农用小货车，开始卖菜。

　　女儿上大学时，“卖菜赚100元就马上给她打过去当生活费，赚50元就打50元”。

　　小货车又跑了10年，卖菜赚不到钱了。2016年，夫妻俩把车卖了，还了些债，高知花到北京打工。

　　“这么多年我一直支持他，希望他能把案子翻了，把压在身上这块石头卸下来，他能抬起头，我也能抬起头了，孩子也能抬起头了。”高知花说，去北京打工，“一是为了生活，二是为了他的案子”。

　　她做家政，每到一家，有机会就跟客户提郭尚仁的事。有几家主顾给她介绍了律师，“我就马上坐公交过去找人家，有的跟我说没希望了，也有跟我要30万元的，我出不起”。

　　做工间隙，她还去过国家信访局，把申诉书递了上去。没过多久，有法院工作人员到她家找到郭尚仁。

　　“你看你现在房子也盖了，儿女也都长大了。要是当年把你枪毙了，这些都不会有。所以你就别再上访了，好好生活。”郭尚仁记得来客如此对他说。

　　5

　　大女儿上大学后，郭尚仁决定把自己的事情告诉她。他说孩子大了，应该了解父亲的过去。那时他不断看到有冤案平反的新闻，想让女儿帮他“在网上呼吁下”。

　　案发时间太久远，几乎历经两代人。如今在泥阳镇上，郭尚仁与人交往时，已经再自然不过。但总有一些事情提醒他，自己仍然是个“命案嫌疑犯”。

　　3个孩子第一次得知父亲的事情，都是在学校里——与同学拌嘴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被骂“杀人犯的孩子”。

　　大女儿说她因此变得自卑，她逐渐发现，父亲的事情好像全班同学都知道，自己却像个局外人。她变得敏感，“感觉我们和别人家不一样，总觉得比别人差，都不敢跟人大声说话”。

　　有一年邻居家失窃，却一直找不到小偷。平日关系融洽的乡亲说起风凉话，“因为我是杀人犯，就怀疑是我偷的”。

　　郭尚仁没解释太多，也没跟邻居吵。“这点委屈算什么，在看守所里那么大的罪都受了，社会上什么事情在我心里都能过得去。”

　　只有妻子知道，那次被羞辱后，很少喝酒的丈夫喝醉了，“关上门哭了很久”。

　　在漫长的乡村生活里，街坊邻居谁家有了红白事，都会请郭尚仁帮忙。但是谁家来了有身份的客人或者亲戚，需要找人陪酒，郭尚仁就从来没被邀请过。

　　就算在普通的酒席上，也时不时有人借着酒劲儿当场向郭尚仁发难：“既然与你无关，为啥还把你拉进去关10年?”大女儿说，她不止一次看到过这种场面，结果往往是一阵难堪后，有人打破沉默：“别讲啦别讲啦，吃饭吃饭。”

　　因为得到“村支书看重”，郭尚仁曾当过两年生产小组组长，带人从山上拉回旧公路拆掉不要的柏油，把队上的“泥巴巷子”填上。有人写了举报信，“说我是杀人犯，我就主动不当了”。

　　提起这些事，他总是摆摆手，说现在眼里什么事都能过得去。

　　“吃亏是福”。他说这是自己最终悟出的人生道理。

　　在家中，他的“人生道理”并不受欢迎。

　　有次年底，高知花从北京回来，有人到家里要账。欠条写着5000元，对方多要2000元，说是利息。她不答应，郭尚仁却在一旁说：“给他，给他。”高知花只能给了。

　　“我特别生气，说你是不知道我挣这个钱有多不容易。”妻子气道。

　　“吃亏是福。”丈夫回应。

　　郭尚仁的两个女儿在看父亲接受采访。

　　今年夏天，女儿终于联系上律师，愿意代理他的案子。

　　这是郭尚仁最高兴的事，他一直担心等不到洗脱“犯罪嫌疑人”身份的那天，“不能让娃儿们受影响，害了他们”。他还筹备了一个计划，等到事情尘埃落定，要去海边转转。

　　好消息是，他的那些案卷已经被重新打开了。

　　“上个月28号(徽)县政法委召集了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的联席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个案件。”徽县公安局政委赵壁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我们派了3个老干警重新阅卷，11本案卷，1000多页，案情确实非常复杂。”

　　关于郭尚仁在看守所里关了10年，赵壁强说：“我们也很奇怪，不合适，程序上也不对。”他接着解释：“案子发生时我才上小学5年级，当时的法治环境、法治理念跟现在不一样。”

　　赵壁强否认了郭尚仁“2009年才解除取保候审”的说法：“根据刑诉法规定，取保候审超过12个月后，如果不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就会自动解除。”

　　我国刑诉法还规定：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郭尚仁说他没收到过通知，自己被解除取保候审状态，是2009年通过公安局的信访回函得知。

　　“取保候审结束了，但他还是犯罪嫌疑人，我们还要继续侦查。”赵壁强强调。

　　北大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陈永生并不认同这种说法：“案子可以继续侦查，但是对已经羁押的嫌疑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案，同时嫌疑人身份也相应解除。”否则，“嫌疑人身份会影响到当事人行使一些权利，比如出不了国，也会影响到个人名誉”。

　　郭尚仁的儿子今年初三毕业，正值青春期，去年因为有同学骂他是“杀人犯的儿子”，跟人打了架。郭尚仁被叫去学校，在老师办公室，他问儿子为什么打人?儿子不作声，郭尚仁当着对方家长和同学的面，给儿子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不断给对方赔礼道歉。

　　儿子回家后，跟远在北京的妈妈视频，“哭得像个泪人”。他问高知花，爸爸是不是真的杀人犯?为什么自己维护爸爸，爸爸反而要打他?

　　“别人的爸爸都保护孩子，我的爸爸维护别人的孩子。”视频里，高知花看到儿子一脸不解和委屈。

　　她说儿子像年轻时的丈夫，张狂、冲动。这次打架后，男孩总是在家放出狠话：“谁要再那样说我，我就弄死他。”

　　“不要这样说，我当年就是因为说这些狂话才被抓进去的。”郭尚仁教育儿子，“吃亏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