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李思侠被取保候审，走出看守所大门。受访者供图　　文 | 新京报记者张胜坡 实习生 卓曼曼

　　8月17日，拿到陕西省石泉县人民检察院撤诉通知书的第二天，李思侠在一个关心她案子的微信群里发了三段语音，女儿周颖点开一听，母亲泣不成声。

　　去年六月，石泉县法院一审认定，李思侠和双喜村村民张海成、魏智波为向石料厂勒索钱财，打着环保维权、维护村道的幌子，采取网络发帖、信访举报、设置村道限宽墩、干扰村委会选举等方式，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依法判处三人11个月-2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

　　李思侠提起上诉。2020年8月15日，历经二审开庭、发回重审之后，石泉县检察院陆续向三人发出了撤诉通知书。

　　“我还是不甘心。”李思侠说，检察院以“强行索要污染费和道路使用费的主观目的证据不足，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为由撤诉，她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彻底无罪”的撤诉决定，恢复她因“涉恶”、“寻衅滋事”受损的名誉。为此，她将继续申诉。

　　8月24日，石泉县检察院表示，因李思侠已准备提起申诉，该案尚没有终结，暂不便接受采访。

　　而今，双喜村的两家石料厂均已停产，被削去半边的裸露山体上种上了树苗，村道也已修缮，而且比以前更宽更厚。走在双喜村，已很难发现这里曾有两家开山碎石的石料厂。

　　不过，李思侠留在双喜村的争议并未消失。

　　8月20日，原先的上石料厂已经停工，开采面种上了树苗。新京报记者张胜坡摄　　“她现在就像个刺猬”

　　李思侠今年57岁，年近花甲，拉起家常和生活，她的语气平和，但只要一谈到与石料厂的多年纠纷和审判过程，她就会变得激动起来，语调高昂，坐在沙发上的身体前倾，手势随着声音起伏上下摆动。

　　恢复平和，她会向记者表示歉意，她说，这是因为在看守所里待的时间太长，有“表达障碍”了，希望能包涵她刚刚的表达方式。

　　“她现在就像个刺猬。”李思侠的女儿周颖说，最近这段时间，母亲和旁人聊起案子总是这种状态。

　　她很关注外界对她案子的评价，情绪也因此受到影响。“我今天心情很不好。”8月19日一早，见到记者时她就说，昨晚看到一篇质疑她环保维权方式的文章，她有几点反驳意见想再说一下。说着，拿出了早已写好要点的本子。

　　“我也感觉到了她这种情绪。”周颖说，“像一把火，一点就着。”

　　她很心疼母亲这种状态，在她的设想里，母亲的退休生活不该是这样的。

　　高考恢复的第三年，李思侠考上安康师专英语专业，成为双喜村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几经辗转，她成了西安某国企油田技术部门一名职工，负责翻译进口设备的说明书和各类技术资料，并拿到了工程师级别的职级证书。

　　油田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水平在西安都属于中上，退休前，她的月工资已有一万多元，住房是单位分配的福利房。

　　“她是个很讲情调，有生活规划的人。”在周颖看来，退休后，母亲可以一边准备考研，一边享受退休生活，“打打太极，拉拉二胡”。这是她平时的两个爱好。在西安待腻后，她也可以去上海住一段时间，陪陪外孙。

　　李思侠近照。受访者供图　　2018年8月，李思侠开始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前她已准备报考北大哲学系研究生，并曾专程去北大招生办询问自己有没有考研资格，还买了一大堆专业书籍。

　　周颖就读于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上海安家立业。“她觉得我考上了复旦，她就要读个北大，很可爱的想法儿。”

　　两家石料厂与一条村路

　　李思侠的退休规划，被老家的一场占路纠纷打破了。

　　李思侠说，虽然在城市定居多年，但她一直有一种“乡土情结” ，她喜欢双喜村的山光水色，怀念摸鱼抓虾的童年生活，每个月都要回老家住上几天。

　　石泉县是陕西省安康市一座四面环山的小城，从石泉县政府出发，驱车十几公里，就到了一处名为青山沟的山坳，李思侠的老家——双喜村就在山坳深处。

　　全村分为六个村民小组，总人口不到700人，村民逐地势而居，房子沿着几条曲折向上的村路散落在山沟的各个角落。

　　2007年以前，村里与外界联通的唯一通道还是一条村民经年累月开掘的土路。

　　2007年，双喜村决定把这条土路的路面硬化。原先仅容一辆三轮车通过的土路变成了一条长1.5公里、宽3.5米的的水泥硬化路。

　　2008年，位于青山沟的两家石料厂开张。

　　西安商人、两家石料厂的最初投资人郭思荣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于2008年经石泉县国土局公开招标获得双喜村青山沟两座矿山的采矿权，同年，他将其中一座矿山授权给时任双喜村村主任邱兴银经营。

　　此后，村民将邱兴银石料厂称为上石料厂，称郭思荣经营的石料厂为下石料厂。

　　双喜村刚刚硬化的村道，成为两家石料厂的必经之路。8月20日，新京报记者在双喜村看到，如果将村道看作一棵树干，上石料厂就是位于树冠处的枝干，下石料厂则是树腰处的枝干，无论如何，它们都必须通过这唯一的树干输送养分。

　　村民张先勤、刘小平、魏启明等回忆，刚刚建了一年的水泥路在石料车的碾压下，再次变得坑坑洼洼。石料厂开工三四个月后，硬化路即因石料厂重型工程车往来导致损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表示，村道毁坏后，雨天一过，路坑中遍布污水，他骑摩托车出门都要带些石头，遇到大坑，填上石头才能过去，一些村民出门串亲戚都要随身带一块布或一双鞋，“进人家门时要擦一下或换双鞋，不然太脏了。”

　　2009年至2017年10月以前，双喜村被毁村道，雨天时的样子。受访者供图　　村民们说，石料厂也影响了当地的环境。村民彭朝顺说，石料车所过之处，扬尘漫天，他不敢再在院子里晒粮食和衣服，夏天吃饭也不敢再开门，“晒完了就是一层石灰，孩子在院子里玩儿一会儿，进门也是一身石灰。”

　　2009年，双喜村委会与石料厂签订了一纸道路使用协议，协议规定，两石料厂自2009年每年交纳2.5万元道路使用费，而村委会需保证石料厂运输车辆畅通;石料厂交纳30万元保证金用于事后道路恢复;道路使用期暂定3年，其余事项到期后再议。

　　时任双喜村党支部书记彭朝清回忆，上述合同到期后，虽然没有签订新合同，石料厂大体还是遵照前述合同约定，每年交纳道路使用费。但在部分村民看来，石料厂说好只用3年，此后又未签新合同，此为石料厂不守信用，且石料厂导致扬尘污染、少数村民用水污染等问题，他们宁可不要道路使用费，也不愿再让石料厂使用村路。新京报记者获取的资料显示，仅在2009年至2013年间，双喜村就发生了3次村民拦路事件。

　　矛盾升级

　　2017年，部分村民与石料厂的冲突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彼时，下石料厂在2015年已因阳安铁路复线建设停工，李思侠和村民将矛头一致对准了上石料厂。

　　彭朝顺、魏智波向新京报记者回忆，由于李思侠文化水平较高，且自2013年就曾在网上发帖举报过石料厂，于是2017年，他们相继给李思侠写了委托书，希望她代表村民呼吁“立即关闭石料厂”。

　　2017年，魏智波等部分村民写给李思侠的委托书。新京报记者张胜坡摄　　李思侠解释说，她出于热爱环境并极力想保护环境的心情，决定带领村民与石料厂“抗争”。不久，她在多个网络平台发布了数篇举报石料厂违法开采、破坏村路、污染环境的网帖。

　　多位村民告诉记者，因村民持续举报石料厂损坏村道问题，2017年10月，邱兴银的石料厂在镇政府协调下将村道修缮，并做加宽加厚处理。但村道的修缮并未彻底解决问题，邱兴银认为，石料厂修好村道后有权利继续使用，但部分村民则表示，自石料厂开采以来，虽然一开始签订了道路使用协议，但近10年以来村民忍受烂路却是客观现实。至此，石料厂仅是将好路“还”给了村民，如继续使用则要另行商议。

　　魏智波回忆，新路修好路面未干之际，在张海成组建的一个微信群里，多位村民表示，要通过设置限宽墩阻止石料厂车辆通行，李思侠也支持此举。

　　11月3日，李思侠等人将设墩行动付诸实施。此次设墩行动最终以邱兴银报警，限宽墩当天被拆而告终。

　　事后，李思侠安排张海成和魏智波分别去公安局、镇政府咨询，才知道设置限宽墩需经过村委会开会同意。2018年1月，李思侠起草《双喜村委关于维护村道的决定》(下简称“决定”)，并找时任村支书杨华新、村主任张先军分别签字。

　　2018年1月13日，众人再次在村道上设立两个限宽墩。

　　张先军认为，在带领村民护路这件事上“她(李思侠)没有私心”。

　　第二次设立限宽墩后，李思侠和部分村民对石料厂的举报并没有停止。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5月20日，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来到双喜村，对两家采石厂进行现场督查，5月21日，石泉县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双喜村石料厂环境投诉与村民信访问题和省督查组反馈的问题。

　　新京报记者获取的会议纪要显示，县委常委、副县长耿国泉主持召开了此次会议，会议通报了省督查组反馈的情况，听取了李思侠等9位村民代表关于道路损坏、扬尘污染、居民饮水困难等有关问题的陈述，并逐项制定了解决方案。

　　对于村民普遍关心的村道问题，会议确定“双喜村委会负责加强对已硬化道路的管护，相关企业要履行道路保护责任，不得使用超载、超重等运输车辆在村道上行驶。”

　　此外，据了解，继下石料厂停工后，上石料厂也在2018年5月因林业用地批复到期而停工。

　　至此，李思侠和部分村民与石料厂的权益纠纷本应告一段落。

　　8月20日，被毁村道已经修缮，图中村民站立处即为当时设立限宽墩处。新京报记者张胜坡摄

　　被控寻衅滋事罪获刑

　　2018年9月前后，李思侠办理了退休手续，去了上海的女儿家，帮她照料孩子。9月12日，她回到西安的家中，五天后，在小区门口，她被带上警车，当天被宣布刑事拘留。10月25日，张海成在福建自己开的盲人按摩店里被石泉县公安带走，魏智波也在当天被刑拘。

　　2019年2月12日，李思侠等人被石泉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方认为，李思侠、张海成、魏智波以维权为幌子，采用网络发帖、信访举报、干扰村委会选举、设置限宽墩等方式，先后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且三人符合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恶势力”的认定标准，应当认定该案为恶势力犯罪案件。

　　城关镇副镇长田凯在笔录中表示，李思侠称自己受村民委托，要求政府关闭石料厂，政府对其进行了回复，但李思侠依然重复发帖，并在石场将道路修好后，组织村民修建限宽墩。在他看来，李思侠是在“采用软暴力手段要求政府及工作人员按照她的要求处理问题”。

　　8月25日，田凯在城关镇政府告诉新京报记者，对于李思侠案，纪委、公安、检察院等机关已就事件来龙去脉做过充分调查，他本人已配合做过笔录，“我说的都是事实，如果有失实地方，组织会追究我的责任。”

　　2019年6月13日，石泉县法院一审认定，李思侠等人不符合“恶势力犯罪认定标准”，不属于恶势力犯罪，但寻衅滋事罪名成立，对李思侠、张海成、魏智波分别判处二年六个月、一年二个月、十一个月的有期徒刑。

　　今年6月9日，李思侠案在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6月16日，安康市中院向李思侠下达了取保候审决定书。

　　取保候审已经两个多月了，李思侠说，她还没有找回以前的生活状态。

　　现在，她每天要喝三顿祛湿气的汤药，服用补充维生素D的胶囊，脊椎的第五节骨头用手能摸到一块凸起，坐得时间长了，会感到一阵阵的刺痛，像针扎一样，医生说这是骨质增生。视力也大不如前了，“我以前的视力是1.3以上，现在看手机上的字都要调得好大”，医生给她配了两百多度的眼镜，但她不愿戴，期盼能自然矫正过来。

　　她说，这些都是看守所生活给她的身体留下的创伤。她在看守里住了638天。

　　刚取保候审，走出看守所时，她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村里看看。回到双喜村已是深夜，88岁的母亲一直在等她回来。

　　第二天一早，她来到村口，沿着已经修缮一新的村道步行到了母亲家。这是她在看守所时的愿望，“当时我就想，要是把我放出去，我一定要从沟口走回家，感受一下路修好的便利。”

　　8月18日，李思侠在晚上的最后一顿汤药。新京报记者张胜坡摄　　没有消失的争议

　　双喜村已重归寂静，但李思侠留在村里的争议并未消失。

　　“她干的事都很过格。”郭思荣说，与石料厂的纠纷中，李思侠的一些要求颇为无理，行事作风也很偏激。不过，他也觉得，总体上，李思侠的“事儿不大”，“判了刑确实有点儿冤枉。”

　　他认为，李思侠后来将“矛头”指向上石料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与邱兴银的私人恩怨。“邱兴银当村主任时，李思侠母亲家因为家门口的一条路与邻居起了纠纷，邱兴银在调解过程中没有让李思侠满意，俩人从那儿就结下了梁子。”

　　郭思荣说，他从本心上也不希望邱兴银的石料场再开下去，“两家石料厂都挂靠在我公司名下，用我的证件，出了事儿也有我的责任。”但他并不支持李思侠和部分村民设限宽墩，逼石料厂关门的方式，“厂子是政府批的，你说关门就关门?”

　　邱兴银表示，自己和李思侠是高中同学，毕业后，除了那次“调解事件”，两人很少打交道。他至今认为，李思侠举报石料厂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要钱”，并且李思侠拿过石料厂补偿给村民的污染费。“2016年，村民不再给她污染费，她单独找我要，被我拒绝，才有了修限宽墩的事情。”

　　不过，李思侠告诉新京报记者，村民的确曾商议分给她污染费，但她从始至终没有拿过。

　　“如果她确实没有拿过一分钱的污染费，那我要为她做的事竖大拇指。”邱兴银说。

　　“法院最后认定她是无罪的，我们赞成，法院说她问题不大，把她判重了，我们也同意。” 城关镇政府驻双喜村干部、双喜村原村支书王敏成说，对于李思侠其人其事，他不愿做过多评价。

　　双喜村现任村支书兼村主任杨华新理解李思侠和部分村民“想走一脚好路”的想法儿。“她们心态太急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杨华新说，在双喜村，无论是环保问题，还是道路、用水等基础建设，都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近几年，受环保政策和脱贫攻坚政策影响，双喜村的各类问题都在逐渐解决。

　　对于李思侠和部分村民设墩封路的行为，他表示，为她们 “感到遗憾”，这是他对“护路事件”从始至终的态度”。

　　这段时间，李思侠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案子奔波，或是接待陆续到来的记者。

　　独自一人时，她不喜欢在屋里待着，在看守所里，与阳光疏离太久，现在，哪怕是在楼下站着，也想多晒晒太阳。

　　最近，她写起了日记，希望把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不过，她现在最关心的事情还是申诉。

　　以前，几位姐妹都不建议她过多参与村民与石料厂的纠纷。“劝过她过好自己日子就行，但她从小就是姐妹中最倔强的一个，只要认为是对的事情，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二姐李思英说，现在，她们也支持李思侠继续申诉，讨一个彻底的清白。

　　看守所里，有管教曾劝李思侠要认清形势，不用对很多事情较真。

　　她说，“我的人生里面，最不喜欢审时度势。”